心墙

我想方设法将思绪倒退回二十年前那个温暖的下午。阳光从二楼阳台处倾泻而入，将白色的瓷砖映成秋天的麦子。随着时间推移，光影在熟睡的老人身上流转，仿佛电影里表现时代更替时的蒙太奇式镜头，在人的眼皮下变换起了把戏。老人肥胖的身躯倚在藤椅上，竹笼中的画眉鸟扑扇着翅膀，将盅里的水扇翻在地。老人睁开眼，小憩结束了。足足两分钟，她才从神智恍惚中理解，现在是2006年，自己正处于六十五岁的光景，独自在家，每天的活动是听戏和遛鸟。神情恍惚的情况从老伴过世时就开始了，如今已如影随形。最开始，她常在恍惚间回到自己四岁时站在村口的场景。母亲牵着她的一只手，姐姐牵着另一只手，卡车一辆辆从村口的官道上经过，载满了神情呆滞的人。只需要缓上一会，她便能从这走马灯中解脱。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自己的走马灯越来越长，想起的事情越来越多，离去下面见你外公也就越来越近。我无法理解那是种什么感受，只记得她在记忆变差时却说记忆变得更好了。直到二十年后，我才体会到这种感受。我喝了太多酒，大脑被浸泡在一个只有用神秘主义才能够解释的世界里。一股又一股陈旧的熟悉感袭来，让思绪恍惚间错乱。

早晨五点钟时，打扫卫生的阿姨将一地瓶瓶罐罐弄得脆响。我在噪声中睁开眼，发现声音并不是从脑袋里发出的，头脑也就稍微清楚了点儿。在我身旁的地毯上，A像垃圾桶旁边的猫一样舒展四肢，抱怨着不近人情的打扰。瞬间，一股冷冽生在阿姨的脸上，易拉罐和空酒瓶的碰撞声变得更大了。嘈杂声中，我听见她嘴里嘟囔着几句上海方言：“现在格小青年，真是越来越勿识好歹了。”随后，剩下三个人也醒了过来。

到天大亮时，我们齐坐在客厅的大圆桌前。

A率先开口：“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媒体工作室算是失败了。没有任何办法支撑我们继续下去。”

客厅里一阵沉默。

A继续说道：“不管怎么样，感谢各位这两年来的付出，感谢昨天晚上的欢聚。聚散终有时……”

有人打断了A的慷慨陈词，问道：“之前不是有个投资人对我们的内容挺感兴趣，说后面再联系。要不我现在问问？”

我说：“他已经把我删了。”

A一拳锤在圆桌上，把桌子中间的机器人摆件震得发颤。他素来痛恨这种只讲场面话的人。

又是一阵沉默过后，有人问：“这里还能待到什么时候？”

A不动声色地掏出手机。漫长的拨号声后，A支支吾吾说了一通，听筒那头随即响起了房东尖细的声音：“也别明天了，就今天搬吧。”

A说：“东西还没来得及收拾。”

电话那边缓了缓语气，说，你们都还年轻，也别太沉不住气。这房子前前后后住过这么多做生意的，就数你们住得最久，这已经算相当难得了啊。今后踏实点，回家去找个班上，不是也挺好吗？都还这么年轻。

“好了，明天还有人来看房，最迟今晚搬吧——”

电话从那头挂断了，仿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铁律。我忽然想起大门外框上足有三指粗的奇怪孔洞。一开始我就发现了它，询问之下，A分析说应该是物业预留的外置电话机位。直到工作室成立，我们收到广告公司寄来的牌匾后，A冒着大雨也非要拉我出门挂上它。当站在大门前时，面对那贯穿伤般的深邃孔洞，一切才恍然大悟。在挂上“深夜见媒体工作室”之前，最好位置的水泥墙砖早已被先前租客的牌匾打得千疮百孔——A估计至少得有七八个牌子被打进这里了。我建议他换个位置。A说不行，一咬牙买来了市面上最大号的膨胀螺栓，将招牌歪歪扭扭地打了进去。在之前，所有落脚过这里的工作室、初创公司、运营团队，全都不容置疑地争夺着这处挂牌位置，又像遵循着宇宙间严格的运转规律般纷纷摘牌退场。

A敲了敲桌子，仿佛没有打过这通电话似的，接着说：“聚散终有时。我相信以各位的才华，之后的发展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的。”

这时又有人问，你看，我还有三个月的工资怎么办？这个人是去年刚毕业就被A招进来负责录音工作的，严格来说不属于工作室核心成员。我们几人面面相觑。最后，A表示这件事一年内一定会解决，可以先打欠条。那人没再说话。

一直到下午，其他人在陆续带走了工作室的东西后道别，屋子里只剩下最初的装潢和放设备的空架子。见我还没动身，A眼含炽热地朝我看过来。我被盯得发烫，只好开口问他怎么还不走。他回答说他必须要最后一个离开。我便起身拿起早已收拾好的行李。

这几年媒体行业并不好做。最初A找到我们，说自互联网诞生后信息杂乱无章，我们需要打破杂乱信息的桎梏，将每天发生的有价值的资讯带到大家面前。于是我们工作室成立了自己的网络电台，接着又随大流转战社交媒体、视频、文字平台，最终被湮没在了这股信息巨潮中。

想起A当初见到我时的意气风发，我很遗憾，向着眼前早已风光不再的他道了别。

“再见，回家以后记得常联系。”我说。

“回什么家？”A满眼困惑地看着我。我刚想提醒他记起那个遥远的山城老家。就看他皱起眉头笑道：“我可还没说我要回去呢。”

一股清凉的风吹进室内。我才想起此时正值四月，无论是行道树上的桂花还是门口花圃里的牡丹都正处于旺季。这股饱含生命气味的风让人不知所措。我只好端正起态度，向他致以离别前最衷心的祝福。我承认，我表现出了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这件事情可以解释为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然而却远非如此。早在工作室运营状态良好时，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退出了。

阿尔兹海默症的家族史困扰着我，连带着几乎每一个亲人都未能幸免。因此在乐观的情况下，我将自己的生命定格为六十五年。在这六十五年的时光中我要竭尽所能地实现一种价值——任意一种都可以。于是，我把这种信念顺理成章地带入到了下一份工作里。从工作室离开后，我买了张返回老家的车票，在一位儿时朋友的帮助下入职当地新闻电台工作。返乡当天，朋友来火车站接我，回去的路上就告诉了我这件事。他向我坦白，这只是一份聘用制合同，是和人力资源公司签的。严格来说，我还不属于电台。

“以现在的行情，想要入编进去简直是妄想。”

但我还是开心了一路。

“但我还是要在那里工作了。”

“什么？”朋友专心开车，没听见我说什么。

那晚，朋友带我去了我们儿时常去的大排档。老板已经换成了他的儿子，招牌也从狗肉火锅变成了牛肉火锅，只有破旧的陈设还维持原状。我们彼此聊了点近况，喝了点酒。他说他还是老样子，企业化后电台的工作很难进行，最近还要跟电视台和报社合并。我有些不解。说着，他打开手机电台，调了调，随即从嘈杂的频道里还原出答案。

“我们现在是男性生殖健康医院的附属产业。”听完那则插播广告后，他无奈地摇摇头，“说到底还是钱的事儿。”

在听完朋友的解释后，我记得我依然雄心万丈。可糟糕的是，在火锅端上来之前我已经喝得有些醉了。慢慢地，我的眼前浮现出一间房子，在一个下午，我吃了一碗红烧牛肉味的方便面。那股冲破味蕾的香气顺便冲破了我的观念，一种诞生于塑料包装袋中的奇迹令人眼花缭乱。坐在我旁边的外婆却说，那些都是不好的东西。食物直接接触塑料袋很脏，这是我接受的第一个观念。然而在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离世前的几个月里，她差点把养老院里的一个装蔬菜的小号塑料袋吃进肚子。

睡梦中，我逐渐回忆起在2006年的一个夏天，外婆从午睡中醒来，把窗外晒着的衣服一一收回。在我回来后，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四岁时，她在村口看着一辆接一辆的卡车经过。日本人投降了，那些车来接他们回去。她看到原本占满道路的人群因为恐惧而后退，越退越远，越退越远。到载满战俘的汽车驶来之前，拥挤的人群中已经形成一条宽阔的大路了。外婆说，她像我这般大时已经在经受战争的苦难了。而我从没有过这种经历，这就是一个好时候。我问她，那些汽车过去后是什么呢？她回答，是越来越好的生活。我又问，那昨天是不是没有今天好？她张了张嘴，完全想不起昨天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去电台报到。走进大门时，手拿着半导体收音机的保安将我拦了下来，我仔细汇报了要去的科室名称，联系人，又在登记本上签上了字，这才得以进入。我的直系领导是位年过四十、衣着时尚的女士。在见到她之前，我先在属于我的工位上发现了几袋零食（软糖、薯片和果脯），和一张放在零食旁边的卡片，上面写着：“欢迎加入‘无线电宇宙’。”接着，女领导从隔壁款款而来，高跟鞋发出的轻声脆响让我想起那天一早惊扰梦境的易拉罐声。随即，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互相介绍之后，她从怀中掏出一个文件夹搁在我面前，说：“我看了你的简历，之前负责写稿的对吧？这是我们这儿的工作流程，你稍微看看，等下午我喊你来录音室旁听。”

至此，我对这里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至于朋友提到的行业问题，我严重怀疑是危言耸听。如梦中得到的经验所言，生活理应是越过越好的。很快，我就迎来了自己第一次任务。下午的会议厅内，女领导宣布“无线电宇宙”计划将要深入推进。我这才明白了卡片上的意思。一连四个小时，我们分析了目标用户、可行性、播报内容等，就连播客的收费方案都改了好几版。这整个下午的探讨让所有人都感到无比舒适。我看向窗外红彤彤的云，感觉自己正像它们一样发烫。散会后，女领导一连喝了好几口水，看向我时，她的头发已经粘在了脸上。她说：“‘无线电宇宙’是不一样的，它好得不像是一档电台节目。”雀跃的氛围在走出会议室后就消失了。屋外一片寂静，穿过长廊，尽头的科室只有翻书声。机械的播报、缓慢的步伐、凋敝的绿植拥抱着的外部世界。但我仍为自己能来到这儿而感到高兴。

外婆拿着一把双面开刃的匕首，告诉我这叫中正剑，是蒋中正送给黄埔军校的学生的邪物。这件邪物的第一任主人死在了台儿庄，然后自己的弟弟从战场上捡回了它，却又死在了十年动乱中。因此这是件克主的邪物，而自己是它下一任主人。外婆说，她昨晚梦见自己的弟弟了，于是立刻回想起了老家的土院和一棵活了上百年的榆树。她的弟弟就葬在下面。她感叹道：“这个苦命的娃娃没赶上好时候！”能吃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是外婆口中的“好时候”。我想，这是她们的好时候，倘若我永不会挨饿，那什么才是我的好时候？外婆好似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一出生就在好时候。”我明白她的意思。但那不是什么中正剑，分明是妈妈从西藏出差时带回来的子母剑，后面还跟着一串鲜红的长穗。我很快从柜子里找出了和其匹配的另一把剑，质问道：“难道中正剑也有两把吗？”外婆呆楞住了。半晌，她起身回了屋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我本以为自己会很快开始写“无线电宇宙”稿子。时间悄然过去了一个月，每天清晨都有摊贩的叫卖声从南边的窗户外传来，情况没有任何变化。这天，我听到和以往不同的动静，于是转身向长廊另一端的南窗走去。窗外依旧是炸油饼的小摊和一些矮桌矮凳，一些食客，和桌上没来得及收走的搪瓷碗。摊主在春日的光影中不知疲倦地吆喝着。

良久，我从南窗外嘈杂的声音中分辨出叽叽喳喳的动静。不对，动静似乎在屋里。我立马关上窗户。一安静下来，这动静一下就变得更刺耳了。好像开会时台下耐不住寂寞的人在交头接耳。

这声音就在我身侧紧闭着的房间中。我立马打电话叫来保卫处管事的人。他挂着一串厚厚的钥匙赶来，腰间发出剧烈的金属碰撞声。屋内的动静一下就停了。我这才猛然惊觉，房门顶端的塑料标牌上赫然写着：“台长办公室。”这让保安犯了难。我只好告诉他，说不定是进贼了。他才肯掏出那串钥匙，翻动半晌，拧开了台长办公室大门。

晚上，朋友约我吃饭。我把这件荒唐的事告诉了他：“大门拧开后，竟然有一窝土拨鼠缩在角落。”我们一起在震惊中嗤笑，台长恐怕有一年没来单位上过班了。朋友说，他就住在隔壁小区里，三套房，一大家人全在那儿住。我喝了点酒，不由得想起被保安赶走的土拨鼠一家，它们是否也有能力搬去隔壁小区住？我不得而知，只觉得今晚风光旖旎，而心情低迷。我越发为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就不由得多喝了两杯。

外婆说，解放后她就上了队里的妇女扫盲班。在晒谷场的边缘，几棵桑树下，大队书记亲自教她们识字。她看着同班女人们露出那裹了一半的脚，把布鞋边缘挤出奇怪的形状，害怕地垂下了头。后来，她跟我说，干活的时候，那些形状奇怪的脚丫踩在沙子上印出的形状就像是一群麂子经过的雪地。大队长说，在过去，那是一种只有两条腿的残废麂子，不过现在，组织会医好她们的。后来，她的生活经历了如梦似幻的剧变，接班进了加工厂，认识了同为操作员的丈夫，拿着足以让全家人吃饱的份额。再后来，份额变成了薪资，黑白电视变成了彩电，筒子楼变成了公寓，工厂变成了公司……而她只是日复一日地去单位报到，似乎什么也没做，生活就“嗖”地一下变好了。我想，这就是外婆常说的正赶上好时候了。正当我以为谈话会如期进行下去时，外婆又陷入了失神的状态。忽然一片云飘过，天光仿佛熄灭掉了，囚笼里的画眉鸟挣扎着想要出来，四周像被蜡油封住的罐子一样安静。外婆张着怎么也合不拢的嘴，说外面有戏班子在唱黄梅戏。我猛地反应过来，上前拦住了刚要起身的外婆。

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地往返于单位和家中，日复一日地开研讨会，修改计划，然后再继续开会。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办公桌前废弃的稿纸如城墙般高筑。同事们无精打采地忙碌着，录音室的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投诉处理窗口前门可罗雀。窗外的花坛里，几只土拨鼠畏缩着朝这里跑来。这不对劲，我急忙朝女领导的位置前喊了一声。没有任何回应。几个上了年纪的老职员抬眼一瞥，随后又沉了下去。我焦急着夺门而出，终于在门口和她撞了个满怀。

“你干什么？”

看到她后我如释重负，连忙道了歉。继而问道：“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她一眼便晓得我要说什么，回到座位上，接着开口道：“还没做好充分准备。”

我一时语塞，正想着该怎么询问审批进度，女领导打断道：“最近的材料呢？”刚说完，她就越过我看见了桌面上堆积如山的文件。“老样子，一式三份，你自己留一份。”我照做了，拿出两份递了过去。她隔着座位接了过来，全程头也没抬。

母亲告诉我，外婆病了，绝对不能让她出去。如果她非要出去怎么办？我问。那就把她拦住。母亲的回答不容置疑。想到这儿，我只好一把抱住了外婆。一股强烈的恐惧涌上心头，眼前熟悉的人忽然怪叫起来，做出一副乖张的表情。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幼时的我悄悄记住了这张脸，并常常在寂静的深夜里对着镜子模仿、还原。母亲说，这是阿尔兹海默症，它会让人从老人变回小孩。起初我对此深信不疑，直到那天，在见到外婆彻底发病的时刻我才意识到，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灵魂此时正寄居在外婆的身体里。好在这种情况不是时常发生。那一年里，大部分时候我还能见到真正的外婆。

下班后，我反复回忆着脑海中那些惊人的想法。熟悉与陌生事物的重叠令人恐惧。为了验证那些想法，我不管不顾地来到了朋友家。那时正值五月，天空毫无征兆地下起了小雨。我站在一处单元楼下伸手聚集雨水，内心反而平静。没过多久，朋友就带着伞下来了。不等他开口，我就一股脑把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包括“无线电宇宙”啦、写材料啦、项目审批啦，就连土拨鼠的入侵事件也没有遗漏。我们一边走着，雨一边下着。起初他打着伞，不知什么时候伞也撤了。他低着头，只剩下走路和点头的动作，仿佛全身上下所有注意力全用来接收我说的话了。

“所以你觉得不对劲？”在我断断续续、艰难地表达完一切后，他开口道。

“对。”

“你觉得审批流程有点奇怪，项目进度也有点奇怪？”

“对。”

“就好像在推石头的西西弗一样。”

我点点头。

他忽然站住了，不动声色地看向我，然后问道：“这种工作从什么时候结束？或者说，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

我理解他的意思，从什么时候完成一个周期，一次轮回。

我想了又想，忽然回忆起今天的事情来。

“一式三份？”朋友讪笑道。

我呆楞住了。随后跟他一起笑道，一式三份。

又过了三个月，外婆的情况逐渐恶化。母亲的耐心终于在一次铺天盖地的屎尿污秽中消耗殆尽，下定决心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暑假来临前，我来养老院里探望了她。那是个简朴、温暖的小院，只是一切都有些旧了，和我的外婆一样。我见到外婆就坐在门外不远处的花台上。她瘦了很多。一些时候，她怀疑护工往食物里下了毒，所以什么都不肯吃。见到我后，外婆咧开嘴笑了，眼神也变得清明。她说，脑子里总有个东西，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暴躁、绝望。我不明白那是什么，只记得临走前，她嘱咐我要好好休息。

没过多久，我们的猜想就得到了印证。女领导找到了我，说上次的项目得了省里的文化进步奖，我们的项目书还被领导亲自翻看了。说这话时，她眉飞色舞地把一张奖状猛地拍在了我桌子上。

“那项目怎么样？”我问道。

“项目得奖了。”她说。

“我是说‘无线电宇宙’呢？”

“已经结束了。”她笑着回答。

春天快要结束了。桂花谢了一地，不远处，几棵通向苍天的大树上传来几声稀疏的蝉鸣。夏天来了。这天，项目组又被重新召集了起来。女领导风风火火地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落座后大家发现，摆在每人桌子前的贺卡上写着：“欢迎加入‘火星移民’项目！”

“背景介绍、面临的挑战、行业现状、立项依据、可行性分析、项目计划、预期成果。各位想必是都轻车熟路了，让我们直接开始吧。”顿时，会议室里升腾出一股昂然向上的气氛。我一不小心走神了，只注意到窗外的一只画眉鸟在枝桠间扑扇、跳跃。很快，女领导就发现异样，并出言提醒了我：“在这种重要的场合怎么能走神呢，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我道了声歉，又重新振作起精神，在会议纪要里奋笔疾书。一整个下午，我都没空思考，只有笔尖在纸面上走动、飞舞，创造出一页页让人不得要领的文字。

外婆过世了。这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的一个老人的结果，也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一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结果。那几天，我从省会的学校里请假赶回来。火车行驶在半路上时，母亲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尽管列车在穿越山洞时信号总断断续续的，但母亲仍从破碎的传音中得到了答案。而年幼的我也从母亲复杂的神情里知道了结果。一路上，母亲给我讲述着她刚刚回忆起的童年往事，有父亲开着厂里的车带她穿过夏天的油菜花田，也有母亲牵着她的手去市场上买芝麻。一直讲到她成为厂子弟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和第一个先进个人，最后顺延到我的诞生。讲这些话时，母亲目光呆滞，全然不管来自领座的惊疑不定的眼神。而在我看来，这是有着家族性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一种不好的信号。在面对外婆的遗容时，所有人都认为是母亲的坚强个性让她硬撑着表面上的平静。只有我想到，母亲那张脸简直就是从外婆身上挖下来的一样。一阵敲锣打鼓声过后，葬礼结束了，或者还发生了什么，但我只记得这些。

先前的合伙人A来到我所在的城市，顺便带来了他的好消息。我们在车站外的快餐店吃了点东西，我并不饿，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便不免产生出饥饿感来。吃饭的间隙，A告诉我他的新工作室成立了，这次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我们准备向新媒体进军，”见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他赶忙解释道，“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我有了更深刻的考虑。”

“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向小城市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入手，制作它们的纪录片。”A兴致勃勃地说。之后，他向我介绍了其他团队成员和分工。我只得侧耳倾听。这是种很难表达的感受，我想提出些疑问，比如资金怎么来之类的，但又想到以我的身份似乎不适合再多说什么，只好静静喝着茶水。我对这里了解更多，这是他来找我的原因。

末了，他再次向我抛出橄榄枝。只要你还愿意来，就让我们一起功成名就。说实话，这句话在这样一个静谧肃杀的夏夜里很有说服力。我想起自己在地方电台那虚伪的营生，顿时觉得心生燥热。

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向A介绍家乡的边边角角，地方志博物馆、市立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所有可能挖掘出知识的地方。直到A于一个月后乘车离开，我都没能给出任何合作上的答复。之后，我开始喜欢在办公室里发呆。女领导让我写当今新社会的新气象，我却鬼使神差地在脑袋里想起了外婆，于是落笔写道，呆滞、顽固、健忘。女领导看到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说，你的心思既没放在新项目上，也没在日常的工作中，你的心究竟去哪了？我看着窗外在斑驳的旧墙体上扑棱的画眉鸟说，在胸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