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遇

我烦老康，但又缺不了他。没了他，我的许多牢骚便没处发泄。可能是我朋友太少的缘故吧。

认识老康还是在我当记者的时候。老康是一名网约车司机。第一回遇到他，我们只是单纯的顾客和司机关系。我坐在后座，却也逃不过他的喋喋不休。虽然那时我号称是个记者，其实从小就非常社恐，并不愿意多与陌生人打交道；偏偏又有点讨好型人格，最怕话掉到地上，遇见自来熟的人，我内心抵触，表现出来的却是对对方很感兴趣。

不知不觉，我就自动变成了一名“捧哏”。

老康一路上详细地给我讲述了他一个远房堂弟跑长途出车祸的事。

“我跟他说过，要多休息，别逞强，可他就是不听，结果真出事了。”

“哎，真是。”

“虽然落了残疾，好歹命保住了不是？他那个老板倒是个好人，没计较损失的货物，还拿了几万块钱给他看病。这年头，这种好老板不多了。”

“可不。”

“那个老板也就三十多岁吧，跟你年纪应该差不多，至少得有几个小目标。你说人家怎么混出来的，这么厉害？”

“是啊。”

我就这样心不在焉、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一边捧哏一边希望赶紧到目的地。他后来又给我讲了后续的许多事，我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那个堂弟一番折腾下来，现在正一瘸一拐地在老家捡破烂。

终于到地方了，老康意犹未尽，对我说：“别忘了给我打个好评啊。”好像我俩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里混成了哥们儿。我嗯嗯啊啊地应付着下车，心里想的是：该得好评的人是我。最佳捧哏乘客奖。

后来我当然就忘记了老康。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再次坐上了老康的车。我立刻就认出了他，心里没来由地惶恐——这还是我第一次叫网约车遇到相同的司机。我祈祷他不会认出我。可他在后视镜里扫了我一眼，便露出些许幽怨的神色。

“小伙子，你上回没给我好评吧？”他说。

“啊，可能忘了。”我心虚地回答。

“不是说非得好评不可，只是你明明答应了，又不作数就不好了。”他的语调里似有几分不甘，又有几分落寞。

“真忘了，不好意思啊师傅。”我连忙说，“上回您说那个老板的故事没说完，这回正好接上了。”

老康笑了：“也是缘分，既然你想听，我就再讲讲。”

那一路我捧得格外认真，或许是没打好评使我心中有愧，或许是老康那种幽怨的神色让我想起了我爸——他也会偶尔露出那种委屈的神情，尤其是当他和我妈吵架而我不站在他那边时。

当然，老康也就比我大十几岁，不到五十的年纪。那天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因为我想到最近领导布置的选题——采访各行各业的人，展现近三十年社会变迁云云。我想的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似乎正合适。

我与老康认识已经两年了。那个选题没有做成我就离职了，准确地说是报社裁员。得知此事的老康哈哈大笑，说果然不出他所料，毕竟现在还有几个人看报纸？

两年间我们经常见面。最开始是以记者与受访者的身份，他给我说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出生于贫困的乡村，如何凭顽强的毅力考上大学，进入人人羡慕的国企；如何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毅然辞职借贷创业；创业初期如何举步维艰，又如何一步步实现盈利。

到了2015年左右，公司步入正轨。他给自己和父母在城里买了房，去东南亚、欧洲、南美玩了一溜够。2018年，公司出现亏损，但他相信能挺过去。2021年，所有的业务几乎都停滞了，他不得不卖掉自己和父母的房子还债。2023年，债务基本还完，老康关掉公司，靠写短剧和开网约车生活，一个人租住在南四环旁的老旧小区里。

我去过几次老康的家。那是一个一居室，房租便宜，环境幽静，紧靠菜市场。卧室和客厅都放着书架，里面摆满各种书籍。餐桌、洗衣机、马桶上……书随处可见。

老康曾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虽然读的是一所理工院校，但他成为了学校的文学社社长，并创立了第一家诗歌社团。“我以前想当个作家，”老康说，“但还是赚钱更重要。”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个人的选择比能力更重要，说白了就是要“踩准风口”——他毕业能够进入有名的国企，以及后来创业，都是踩准了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么说来，“当作家”必然不在风口之上。而他将自己的失败也归因于风口转移了，“摔成了死猪”。（因此他无法理解我为何选择去报社工作）。

现在，他盯准的风口是短剧。他判断在未来一两年内，短剧一定会有巨大的爆发。他写短剧，倒是与年轻时的爱好有些相近。他也曾怂恿我写短剧，“虽然现在还赚不了大钱，但前途无量”，然而我并不是短剧的受众，并且那时在焦头烂额找工作，每日承受着严重的自我怀疑，根本没有精力和信心参与一个此前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从这个角度说，老康倒比我更像年轻人。他总是精力充沛，对许多事情（哪怕根本不了解的）都兴致勃勃。

这两年里，我们成为了朋友。成为朋友之后，我的话反而比他更多了。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滔滔不绝，他充当听众，用某种理解的目光望着我，不时叹息或是拍拍我的肩膀，以过来人的语气说：“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一切都会过去的。”每当他说出类似的话，我都能感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老康不仅比我年纪大，还承受过比我更大的压力，因此他的从容淡定对我来说便显得格外可贵。

当时，我很想尝试写一篇非虚构。但写什么呢？非虚构最看重的就是题材。我觉得我的生活平平无奇，我接触的人和事同样如此。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地平庸，不值一提，迅速就会被时代淘汰。类似的话我也对老康说过，他则对我说：“你应该感谢平庸，说明你活得还挺幸福。”

那天晚上六点左右，我正在无所事事地刷短视频，老康忽然给我打来了语音。我们平时都用微信联系，打语音颇为反常。

“你猜我刚才拉到了谁？”他的语调有些走音，似乎是过于兴奋所致。

我说我猜不到。

“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作家，”他喊道，“村上春树！”

我从未说过最喜欢的作家是村上春树。我们或许某次谈论过他，或许我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喜爱，但还到不了“最喜欢”的程度。可是，老康的话仍使我感到一阵战栗，这种感觉在我的生活里已很久没有过了。

“你怎么知道是他？”

“我看过他的照片啊，还刷到过他的一些视频……”

“确定？”

“一开始我也不敢认。”老康说。有两个男人坐上了他的车。一个年轻些，穿正装，戴黑框眼镜，正襟危坐，双手搭在膝盖上；另一个男人看起来上了岁数，穿一件藏青色工装夹克，里面是浅蓝色衬衫，牛仔裤，头戴黑色棒球帽。坐进车里，上岁数的男人摘下帽子，扭头看向车窗外。他头发灰白而稀疏，似乎有些疲惫，同样灰白的胡子多日未曾修剪，有点络腮胡的倾向。他们二人自始至终都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坐着，直到终点。

老康觉得上岁数的男人格外眼熟，却又一时想不到哪里见过。他迅速地在脑海里检索那张脸，直到“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忽然浮现。

“看错了吧？”我说。

“我记人很准，不会认错，”老康肯定地说，“当初你第二次坐我的车，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好吧，就算那个人真的是村上春树，他在哪里下车的？”

老康说了一个国际酒店的名字，就在三里屯旁边。他亲眼看到那两个人下车后径直走了进去。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村上春树来中国的消息，却毫无结果，只搜到1994年村上春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小说涉及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因需实地考察历史战场，他接受了日本杂志的邀约，专程前往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役遗址。

期间，村上春树顺道去了长春动物园，试图去看大熊猫，但未能如愿。正当他准备离开时，瞥见虎山悬挂的“抱虎照相10元”牌子。工作人员称小老虎仅两个月大，可当它被拎出来时，巨大的体型让村上惊恐不已。他既已付钱便不好退缩，只得硬着头皮抱上老虎合了影。

然后就到了2008年，村上前往香港宣传其新作《1Q84》，之后便未再来过中国。如果老康车上的人真的是村上春树，想必媒体会大肆宣传，绝不会如此静默。除非……村上是秘密前来？

“你可不可能再联系上他？”我感到老康的兴奋正一点一点地传送给我。可以说，我异常兴奋，甚至举着笔记本电脑站在了床上。

“我看不到乘客信息的。”老康说。

我重新坐下，大脑开始运转，思考着如何能确定是否真的是村上春树，并且和他见上一面。

“也不一定非要见吧。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老康说，“吃鸡蛋并不一定要见下蛋的鸡。”

“可这是一件奇妙的事不是吗？”我对老康的反应很不满，“真正奇妙的事可不多啊。”

我和老康有一个共同点：除课本之外，真正阅读的第一个作家就是村上春树。

不过不同的是，我是从村上的短篇小说开始。至今我仍记得第一次读《象的失踪》时那种奇妙的感受——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也看不懂究竟写了什么，但就是觉得自己从日常生活里慢慢浮了起来，即使只有那么短短几分钟。

而老康最早读的是《挪威的森林》，“当小黄书读的”。他还记得大学班上传阅到他手中时，凡是有性爱描写的页码都被摸得皱皱巴巴。

对于寻访村上春树（或是疑似村上的男人），我想不到什么好办法。酒店是不可能为我提供顾客信息的，尤其是我连他住在几号房都不知道。我唯有采取最原始的方法：守株待兔。反正那段时间我也无事可做，便一大早来到三里屯附近的国际酒店大堂，假装成客人或是访客，坐在舒服的皮质沙发椅上，随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眼睛则盯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酒店大堂的侧面，靠近落地窗的位置有一排书架，选书的品味意外地不错。我一直以为酒店这类场所里的书架只是为了摆设和点缀，没想到竟是行家之选，比起机场书店的品质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其中最显著的位置放着赖明珠翻译的一整套村上春树小说。这是酒店的暗示吗？预示着一位重要客人的到来？抑或只是我的多心？我随便抽出一本书（《海边的卡夫卡》），回到沙发椅上，继续假装看书。

在我循规蹈矩的三十多年的人生里，做这种事还是头一遭。哪种事？就是现在这种说不清楚又带些冒险气息的事。我感觉自己像某个明星的变态粉丝，监视着整个酒店的一举一动。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六点，除了中午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三明治，我一直坐在沙发椅上等待。我在网上查到村上的作息时间——早上五点到十点写作，下午六点读读书、听音乐、酝酿睡意，九点准时入睡。我一直害怕酒店的工作人员会起疑，过来质问或驱赶我，事实上直到我离开也没人搭理我。当然，我也没有等到村上春树，甚至都没看到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人。

“怎么样？”我七点多刚到家，老康就打来了电话。

“毫无收获。如果不是你认错了，就是他一整天都没出门。我怀疑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真守了一天？你还是当我弄错了吧。”

“什么叫‘当’？”我有点生气了，“你到底确不确定？给个准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好吧，实话说，除非有另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否则……”老康说，“那个人就是村上春树。”

我决定再守一天，如果还是全无收获，这事就算了。我特意换到另一边的沙发椅，还带了笔记本电脑假装工作。

观察人的面庞是件有趣的事。我将各种职业和故事按在进出酒店大堂的人身上：他是金融从业者，要了杯咖啡，正等待自己的客户；她来旅游，起晚了，眼神迷茫；他和她来度蜜月，前一晚因为线路规划吵架，现在两个人谁也不理谁；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但今天她只想一个人出门走走……

中午，我依然在便利店买了三明治。

快到六点时，我合上笔记本电脑，决定放弃这无望而鲁莽的盼望，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里。这时，老康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我看到他的表情比平日里严肃，又多了些踟蹰。

“没找到？”他对我说，眼睛却盯着电梯的方向。

“否则我就不坐在这儿了。”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他像抹护手霜一样搓了搓手，“但在这家酒店里我其实有个熟人，说不定可以问问。”

“怎么不早说？”我心中鲁莽的火苗一下子又升腾起来，“在哪儿？”

十分钟后，电梯门打开，走出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她穿着暖黄色针织外套，黑裤子，黑色高帮皮鞋；年龄与我相当，看起来干练又单纯，让人的第一印象一时有些错乱。

“这位是赵栗。”他向我介绍。她正住在这家酒店里，似乎是公务。老康大概解释了一下我们的意图。他显得局促不安，眼睛不太看赵栗的脸，而赵栗则盯着他，直到他讲完。我给赵栗看了新保存的几张村上的照片。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赵栗看都没看我的手机屏幕，“但我没见过他，吃早餐的时候也从没见过。”

“这样啊……”老康显得有些失望。按照他的想法，这家酒店的早餐有口皆碑，说不定我们的目标人物也有兴趣尝试。

“你们不知道吗，一般明星或公众人物都有专属通道，你们这样是等不来的。”她说。

我和老康面面相觑。

“我记得那人不是喜欢爵士乐？”赵栗又说，“如果他真的来了北京，那么有个地方也许会去看看。”

“东岸！”老康抢答似的说道。

后来，老康向我解释过他和赵栗的关系。他们相识于2017年，赵栗是当时合作方（一家广告公司）的法务，经常来北京出差，每次住的都是那家酒店。老康每次都来酒店找她，开车带她四处游玩。两个人正式在一起的时候已是2018年年底，老康的公司每况愈下，与赵栗所属的合作方解约，但两人却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时光。直到2020年，外部的动荡和异地，都使得二人的感情难以为继。赵栗干脆地提出了分手。

“那段时间我非常想念她。”老康说，可以说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他不敢相信自己到了奔四的年纪，居然第一次因为分手如此难过，像是着了魔，仿佛困在了一部狗血而苦情的偶像剧里。

可怕的是，这种思念似乎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减损。三个月过去，老康迅速消瘦下去。他依旧深深想念着赵栗，怀念过去美好的一幕幕，回味失恋的痛苦。这样是不正常的——老康理智上明白，却无可奈何。

有一天，大概到了九月，老康突然收到了一个快递。是一株小小的松树盆栽。邮寄人的信息一概没有。虽然觉得奇怪，老康还是按照说明书养在阳台上。本以为好养活，松树的松针却在一周后便开始掉落。无论老康用了什么在网上查询到的方法，都无法阻止那株小松树如动物脱毛般掉落松针。一点一点的，无可挽回的，小松树最终只剩下了木干和枯枝，老康在一个清晨将它扔掉。神奇的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赵栗的思念以及分手的痛苦，似乎也随着松针慢慢脱落了。

东岸是北京一家知名的爵士乐酒吧，位于靠近银锭桥的湖边，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爵士乐演出。我们三人赶到时，演出还未开始，座位也都空着。

赵栗认识这里的一个服务生——他曾是她所在的广告公司的实习生，同时也是一名萨克斯乐手，自己会作曲，曾在公司年会上大放异彩。不过，因为学历问题，最终没能转正。他现在靠打零工为生，在酒吧演出结束后的即兴环节偶尔也上台表演。据说家境优渥。

金暂时没什么活，过来陪我们坐着聊天。他看起来像是刚满十八岁，头发稍稍自来卷，面容有些异域风情——昏暗的灯光下可能会被认为是老外的程度。“我姥姥那边似乎有俄罗斯血统。”金说。

他并不了解村上春树，只是听说过这个人名。我有些讶异，因为村上对爵士乐的喜爱众所周知，并且为此撰写了大量文章。我下意识地以为所有喜欢爵士乐的人都很熟识他。

“我不喜欢看书。”金说，这也是为什么自己没考上大学的原因。然后，他忽然凑近我，像是在打量我鼻尖处的污迹。“你是那个作家的超级粉丝吧？”他问我，“他写过什么？”

我想起了《象的失踪》——镇子里生活着一头大象，还有一个叫渡边升的饲养员。有一天，他们突然无缘无故地失踪了。没人找到他们。很久之后，叙事者“我”在跟一个女孩聊天时，提起大象失踪的前一晚，“我”目睹到象和饲养员渡边升的比例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总之不是象变小了，就是饲养员变大了，其余一切如常。从这件事之后，“我往往感到周围事物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

“完啦？”金问，“象和饲养员到底去哪儿了呢？”

“如果咱们能遇到村上，你正好可以当面问问。”我说。

“算了，”金摇摇头，“莫名其妙。”

“你们有感受过周围的世界突然失去平衡吗？”我问。

“那可不行，”赵栗说，“我做的工作要是失去平衡可是要出大事。”

“而我的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老康感慨道。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感觉身边的世界开始发生了变化。究竟要持续多久，没人能说得清，也没人知道变化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置身于此的我们，感受到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失衡”，直到某一天才猛然发觉，世界竟已变成这番模样。

客人慢慢变多了，座位都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挤在走廊处等待演出开始。这次演出的是一个来自法国的四重奏乐队。人们随着音乐摇头晃脑。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盏光线微弱的黄色电子灯。

“我问过了。”忙碌了一阵子的金抽空回到我们这里，“这两天确实有一个日本人每晚都来。我给同事看了照片，可是这位作家老师长相实在没有特点，同事也确定不了，只能说反正都是老头儿。”

我仰起头，扫视室内的人们——所有人都笼罩在一片由轻柔的微光和音乐织成的薄雾中。

“我会密切注意的。”金的食指和中指并拢，轻触额头，向我做了一个略显浮夸的花式敬礼，随即潇洒地转身离去。

“如果真的见到村上，你们会和他说什么？”已经喝完一杯威士忌的赵栗问。

“我只会讲中文啊。”老康面露难色地看向我。

“我也是。”我说。

“合着你们是拉我过来当翻译的？”赵栗做出一个无语的表情。

老康笑着对我说：“隆重介绍一下，赵栗女士，英国留学的高材生，而且本科第二外语就是日语。”

“难道只是来追星？”赵栗不停地转动着空杯子，显然爵士乐并不是她的心头好，“那可有点无聊了。”

我看向舞台上那四个乐手。他们卖力地演奏着，彼此配合默契，仅仅靠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就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图。据说泰坦尼克号沉没之时仍有乐队在演奏，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一类。

我对自己的这种联想感到厌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所有人都变得惴惴不安，仿佛随时等待着灾祸或敌人的到来，但没人能说清那个“敌人”到底是什么——我们面对的困境各不相同，却仿佛溺在了同一片水域中。

如果真的遇到村上春树，我会对他说：“那些故事曾短暂地让我浮起来。”

酒精让我的思绪像胡乱射击的子弹，而在外人眼中我陷入了沉默。我看到在愈发自由的即兴solo和昏暗的灯光中，老康正对赵栗深情诉说着什么。他也喝上头了，模样很滑稽，坐得离赵栗越来越近，而我不觉间成为了他俩之外的孤岛。赵栗不停地笑着。

“报告，暂未发现目标。”金每隔一段时间就过来汇报情况，又立即扬长而去。

到了十一点，正式的演出已到尾声，剩下半个小时一般是即兴时间，台下的乐手也可以上台与演出嘉宾即兴演奏。金脱掉了员工服，拿着一把金光闪闪的萨克斯小跑上舞台。他好像立刻换了一个人，自来卷的头发飘扬着，站在了乐手中间。

金在台上吹奏了一首曲子，法国人为他伴奏。当然，他们没有经过排练，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金一点也不紧张，仿佛他才是观众来到此地的原因。即使不懂爵士乐的人，也能听出他玩得有多欢快、大胆，曲子就像一条溪流，时而平缓，时而激愤，一往无前。

曲子进行了有将近二十分钟。到最后，我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乐曲，而是敬佩他的肺活量。终了，金博得法国人和台下观众长久的掌声和欢呼。

“不得了，不得了。”老康喃喃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简单。”

“你说这话真的很像个老登。”赵栗说。

“我本来就是嘛。”老康腆着脸赔笑。

金毫不留恋地跳下舞台，走到我们桌旁坐下，用手捋着被汗浸湿的头发。赵栗再次鼓了掌。

“谢谢姐。”金向同事要了杯冰水，像是又恢复成了初见时那个有点叛逆的大学生模样。一大半客人已陆续散去。

“你什么时候学的爵士乐？”老康问。

“很偶然。”金说，“小学时家里要给我报乐器班，但定不下来学哪种乐器，就先领我到乐器行看看，让我自己选。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冰箱的嗡鸣，但要更尖锐一点。我听着声音走过去，发现是从一只中音萨克斯里传来的。我就问：‘它为什么在出声？’可父母跟我说：‘哪儿来的声儿？’我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于是就买下了它。后来我经常能从中音萨克斯里听到嗡鸣。可能是为了弄懂这究竟是什么声音，我才学了爵士。”

“真的假的……”老康疑惑地看了看赵栗，没再说什么。赵栗则微笑地听着金的讲述，但应该已不是第一回听说了。

“你应该能理解吧？”金转向我，“比起你说的那篇小说，大象消失的故事什么的，我说的这个还更可信些。”

“但我觉得你被这个故事迷住了。”我说。

金愣了愣，随即爽朗地笑了起来。“我确实准备回去就读读。”他说。

这时，一个面无表情、同样年轻的服务生快步走来，对金说：“好像来了，那个日本人。”

“哪儿？”我和金异口同声道。

“又出去了。”服务生用大拇指指向他身后的大门，“刚才他一直站在最后面来着，我猜。现在正在门口抽烟呢。”

外面的空气有点冷，还有些潮，似乎刚下了一场秋雨。脚下的落叶湿漉漉、软塌塌的。有个男人正站在门口抽烟。他很老了，但腰背挺拔。借着昏黄的街灯，可以看清他短硬如人工草坪的头发、小眼睛、圆圆的耳朵。我们看着他，他也转过来，疑惑地看着我们。

他当然不是村上春树。从那个年轻的服务生说他正在外面抽烟，我就知道不是了——村上最初正是为了戒烟，才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长跑。但我要亲眼看看才能死心。

我从未收到过匿名的松树，也从未听到过乐器里的嗡鸣，甚至都没有过如老康那般痛苦的失恋，我凭什么就能在北京的街头见到村上呢？三十年倏忽而逝，我说不清自己究竟得到和失去过什么，它们都显得那么无足轻重。

“走吧。”我轻轻地对老康说。

这时，赵栗走上前，用日语跟那个老人交谈了几句。老人的表情渐渐变得平缓。“他是来中国旅游的，”赵栗对我们说，“他退休后就一直在世界各地游玩。”

“真羡慕他。”老康说。

老人的目光落在金的身上，露出微笑，又对赵栗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的演奏很棒，不亚于他看过的许多名家演出。希望你继续努力。”赵栗说。

“谢谢。”金有些矜持地点了点头，“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

“我叫渡边升。”老人突然开口道，“可以借个火吗？”

他重新掏出了一根烟。

“原来你会说中文啊。”老康拿出火机，给渡边升点上烟。

渡边升享受地深吸了两口，朝夜空吐出了几个白色圆圈。

“那么，”他对我们说，“拜拜了。”

我们看着他朝银锭桥的方向慢慢走去，直至消失。在他消失的夜幕中，我似乎看到有什么东西在浮动。

“真是……莫名其妙的一晚。”老康摇了摇头，有些冷似的竖起了外衣领子，“下面还有什么节目吗？”

“明天我还要赶飞机，就不陪你们了。”赵栗打了个哈欠，摇晃着手机，“已经叫上车了。”

“没意思……”老康嘟囔道，问金：“你呢？”

“我另有约了。”金说。

“你不会也要回家了吧？”老康最后看向我。

“我想好好睡一觉。”我说。我确实困得不行，这种强烈的困意我已经忘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或许从来都没有过。我对他说：“我感觉有许多话想说，但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可能是累了……明天见吧，老康，我会试着说一说的。一定。”